撰文石鸣
“叮铃铃铃……”
年11月4日下午16点半，医院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秘书长张明的电话突然响起，是他的老同事、已退休的护士长蔡国玮打来的。
“医院上报的第一例（器官捐献）。”
死者是高血压导致的突发性脑溢血。两个多小时以前，蔡国玮获得了消息，医院。她花了四个半小时，反复与死者家属解释和沟通，19点时，家属终于同意捐献死者器官。医院的同事冒着大雨赶到现场时，已经是当晚22点半。2天后，这位死者捐献的肝脏和肾脏，挽救了3个人的生命。
蔡国玮蔡国玮今年57岁，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上海目前像她这样的协调员有多名，百分之八十分布在11家医院，其余的在上海红十字会。他们隶属的OPO，全称是“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ProcurementOrganization），类似于疾控中心，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一个组织，是连接器官捐赠者和器官移植者的纽带。
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时，需要涉及到方方面面。仅以这一案例为例，医院调动的部门包括医务处、麻醉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普外科等等，协调员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个环节。
然而，正是协调员促成了器官的捐献。他们的工作是所有工作的前提。毕竟，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也就没有新生。
协调员的诞生
可能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我国器官移植的现状，才能理解协调员这个职业有多么重要。
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到年10月，中国人体器官年捐献量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预计到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
然而，经过人口的稀释之后，中国每百万人捐献率仅为2.98，全世界排名第51，落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美国的这一数据是28.2，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百万人捐献率是43.4。
日本的器官捐献志愿表年，中国有余例器官捐献，捐出的器官完成了一万五千例手术，然而，仍然在等待手术的患者有30万人。这个供需缺口是1：20。
年热播的医疗纪录片《人间世》，第三集一开头就讲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肾衰竭的病人，一边做腹膜透析，一边等肾源，已经等了十年。
医院OPO协调员陈小松，是肝脏外科ICU的医生。对于肝硬化的病人来说，时间更为紧迫，一般只能等待几个月，如果是肝衰竭，只能等待几天。
危重病人最后基本都进了ICU，陈小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因为等不到器官，只能无奈离世。
“今年，我们的肝移植已经做了例了，是全世界最大的肝移植中心。但是肝移植要发展，没有脏器的来源是不可能的。”年，他主动申请，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陈小松在肝移植门诊器官紧缺的状况，也与我国的器官获取*策有关。年以前，我国移植所使用的器官基本都来自于死囚，这甚至形成了某种非法产业利益链，也导致后来人们对捐献器官存在许多偏见和误解。
年1月1日开始，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其中，除了极少数的三代以内直系血亲的捐献之外，绝大部分捐献都要依靠逝世公民。
当时有人说，器官移植的冬天要来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愿意捐献。
当年，一部电视剧《永不瞑目》，给人们普及了角膜捐献的概念。然而对于什么是器官捐献，国人还存在大片的认知空白。
协调员这一职业应运而生。他们的任务，是要普及器官捐献的概念，争取更多的人同意器官捐献，把器官移植的冬天变成春天。
年，捐献人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比前一年的例将近翻了一番，增长到例。年，增长到例，年，达到了将近例。
这个数字增长的背后，是在全国各地奔波的约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的手机24小时随时待命，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为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抓住挽救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
陈小松的器官捐献协调员证书奔走在生死之间
器官捐献界流传的一句话是：没有死亡，就没有捐献。
美剧《周一清晨》里，把协调员比作“徘徊在死者身边的秃鹫”。很多人不待见他们，因为他们站得离死神太近，带来的尽是死亡的消息。
陈小松说：“协调员就是在家属最不想让你出现的时候，必须要出现在家属面前，把亲人已经死亡的噩耗告诉给家属，而且还要向家属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这是一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角色。”
而且器官捐献相当残酷的一点是，协调员介入的死亡案例，基本上都是突发性死亡，对于死者家庭来说，都是飞来横祸的意外打击。
因为捐献的目的是为了成功移植，对器官的质量要求很高，“我们都是顶着（标准）上限来的，”邢磊说，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样一来，高龄、严重感染、或者癌症患者的器官，基本都不能使用，即便有意愿，也不能参与捐献。最理想的器官捐献者，恰恰是那些遭遇意外死亡的健康的年轻人。
导致他们死亡的，“第一类是外伤，比如车祸、坠楼等等，第二类是脑出血，包括高血压导致的颅内血管的破裂和动脉瘤，也叫动脉畸形。”
对于这些死者的家属来说，首先，接受亲人死亡的现实，在情感上就相当困难，基本上都是没有心理准备的状态。
另一方面，协调员介入器官捐献的时候，病人往往处于脑死亡的状态，失去了自主呼吸和基本的生理反射，而心跳还在外力的作用下继续维持。一般人心理上都会觉得，心跳停止、呼吸消失，人才是真的死了。心跳不停，人就没有死。普通人很难接受“脑死亡即等于死亡”的概念。
但是，唯有在这个阶段介入，才有可能取出可用于移植的器官。否则，全身的血液循环一停止，主要器官30分钟内会因为缺血而功能受损，就会导致移植失败。
陈小松记得，最早的时候，连医护人员也不太理解脑死亡的概念，“我们第一次在手术室取脏器的时候，所有的护士都跑出去了，不愿意做手术，当时我就赶紧给他们解释了半天，我说脑死亡就是已经死了。”
“还有的家属会问，他疼不疼啊，我要跟他们讲，脑死亡就是死亡，他没有任何疼痛的反应。”
蔡国玮用另一种通俗的方式给家属解释。“我说他的心跳其实是靠呼吸机来维持的，只要呼吸机一拿，心跳就没有了，那么这就叫脑死亡，他没有自主呼吸了，再怎么救，也救不过来了。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说他的瞳孔已经很大了，只有临死的人才会这样。那么家属就比较容易理解脑死亡就是死亡。”
“协调员在家属接受病人已经死亡之后，才可以提出器官捐献的请求。如果家属拒不接受脑死亡就是死亡，那么就绝对不能跟家属提这个器官捐献的请求。”陈小松说。
协调员们都不止一次地遇到这样一种情况，一开始家属想不通，不同意捐献，等到家属想通了，同意了，结果由于时间原因，器官已经失去移植的价值了。
看到家属们难过，蔡国玮也难过。她退休前医院乳腺外科和中西结合科的护士长，碰到的病人死因基本都是慢性疾病或者肿瘤，很少接触突发的、24小时内的死亡。
“（突然死亡）给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的。家属会说，昨天还和他一起吃饭呢，今天就……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难点，一般我们介入的时候，都是很急、很急的。”
“其实协调员这个工作，内心要很强大。因为面对死亡，你也非常难受，但你还要继续去想办法和家属沟通。就算最后捐献成功了，心里也并没有多开心，因为一个生命已经去世了。”
“如果沟通失败，就更不用说了，连去拯救其他病人的生命的机会都没有了。”蔡国玮说。
“我们各种各样的绰号都有，死神、秃鹫、豺狼，什么都有。也有一些褒义的，比如说，我们也是天使对不对？站在不同的角度，都会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只是大自然中一个小小的环节。”邢磊说。
把死亡变成新生
邢磊做协调员的工作两年有余。谈过多少案例他已经记不清楚了，“平均三五天、五六天可能就要去谈一次”。迄今为止，成功的有15例，十个里能成功一两个。
据估计，中国未来几年还需要1万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与国外不同，在中国，决定是否能够进行器官捐献的，不取决于死者本人的意愿，取决于死者家属。
年，武汉一个年轻的协调员徐哲，为了完成一起器官捐献，说服了死者的位家属。“死者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从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一刻不歇（地做工作），直到每一个家属都同意捐献。”
邢磊邢磊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例，一个45岁的安徽人，因为行车事故，头磕到路边台阶导致脑出血，医院后迅速呼吸衰竭，两天之后，医院诊断脑死亡。医院时，发现死者有20多位家属，都已从安徽赶到上海。对器官捐献，他和家属反复解释了三遍，第三遍时，有十位家属在场，听完后，家属表示，必须征求家里四位老人的意见。
“当场就拿出了四个手机，分别给四位老人打电话。那边足足沉默了两分钟，然后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真的没救了吗？真的没救了吗？这句话重复了起码有五遍。”
电话这边，医院里一片安静，电话那边，因为开了免提，能听见隐隐约约的哭声。
又过了两三分钟，死者的父亲决定了，答复是，如果能做好事，那我是同意的。“其实相当于把整个家里面几十人的压力都挑下了。”
最后，这位死者捐献了一肝两肾，救了三个人。
“其实应该说，他是挽救了三个家庭，救了起码是十个人，让十个人的生活走上了正轨。”
陈小松在肾移植门诊陈小松经手过的一个捐献案例，主角是一个24岁的年轻姑娘。
年9月6日晚，这位姑娘在下班回家途中遭歹徒抢劫，被掐晕后弃于人迹稀少的通道，由于没有监控，被发现时，已经是将近36小时之后，尽管人还有微弱的呼吸，但医院抢救后，很快就被确诊为脑死亡。
陈小松和姑娘父亲的第一次沟通，其实是失败的。对方表示，要尽全力抢救到最后一刻，暂不考虑器官捐献。“因为他坚决不相信他的女儿已经离他而去了。”
3天以后，姑娘的父亲给陈小松打电话。“他说陈医生你来吧，我们家里人想通了，我们愿意做这件事情。”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她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让她的生命能延续下去，这就是对她年轻生命最大的尊重。”
这位父亲让陈小松受到很大触动。“他是一个朴实的农村人，可能也不像我们受过高等教育，但他对生命的认识的高度，我觉得是在我之上的。”
医院走廊蔡国玮每次去见死者家属时，都要穿上白大褂，这样显得比较专业。“要做通家属的工作，最短一个小时也肯定要有的。最多的时候要等一天。有的时候，在场的家属基本同意，但是还要等待另外一个家属到场。那我就只能先回去，明天一早再过来。”
“家属哪怕是同意了，我还会一直陪伴他们，有时候到半夜三四点。”
有一次，她碰到一个家属，要求在捐献器官后为死者点香烧纸，表达纪念。那个时候已经凌晨四点多了，为了满足他的愿望，医院规定，蔡国玮带着他找了一个角落，烧了一点纸。
“我就一直陪着他把纸烧完，然后一起走。”
《人间世》里，有这样一个故事：24岁的脑血瘤患者焦俞因病情突然恶化，从成都送入上海市医院抢救，结果还是不幸去世。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沟通之下，焦俞父母同意捐献儿子“所有可以用的器官“。
最后，年轻的焦俞捐出了肝脏、肾脏、肺脏和角膜，救了六个人的生命，让两个人重见光明。
片中，父母含泪向儿子的遗体告别。焦俞的父亲是在青藏高原当了20多年兵的*人，这位硬汉哽咽着对儿子说：
“本来这次来上海是来给你做手术，但是你自己的手术没有做成，反过来把你有用的器官都要捐献给我们的病友。这也是爸爸妈妈做出的选择，就没有征求儿子你的意见了。请你原谅爸爸妈妈。你没有为我们养老送终，反过来是爸爸妈妈送你了。”
协调员默默陪伴着焦俞父母，好言劝慰道：“你就想他现在变成一颗种子，又到新的生命当中发芽了。”
你愿意吗？
年年初，45岁的陈小松做了一个决定，他去器官捐献的官方网站登记了个人姓名、身份证号，成为了一名器官捐献的志愿者。
此时，距离年8月他正式开始从事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过去了三年半。
“我也是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慢慢地更加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在我达到捐献状态的时候，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捐出我身上能用的任何一个脏器。”他说。
邢磊查看接受完移植手术的病人据统计，平均一个潜在的捐献者可以挽救3.5个患者的生命。
截至年12月24日，中国大陆的器官捐献者志愿登记人数超过37万人，而这一数字，在年底时，还不到8万人。
扭转这一局面的，是年12月22日开始，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支付宝合作，在支付宝上开通了器官捐献登记的功能。符合要求的用户可一键登记，登记过程不超过10秒，也可以随时取消。
“知乎”上有好几个关于“愿不愿意捐献器官”、“器官捐献值不值”的话题讨论，几百条回答里，大家排着队，晒自己登记为器官捐献志愿者的认证页面。其中，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还有人把这样一次登记，作为送给自己的成人礼。
邢磊在办公室邢磊自己是80后，他觉得，短短几年内，器官捐献的知晓率确实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接受率还是很低，局面要真正得到扭转，“我们这一代是看不到了。”
“因为我们这代人上面都有老人，老人的接受率还是很低很低。等过个20、30年，到我们下一代成长成可以有决定权的那代人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这是一件好事情，捐献率才能提升上来。”
谈到未来，他还是充满希望。
图片摄影：金子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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