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向捐献者默哀。
医院巧云（右）在协调员梁丽姬的帮助下填写器官捐献同意书。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马俊贤通讯员孙凯
图/由受访者提供
他们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却让他人重获新生……今天是清明节，让我们来了解佛山器官捐献的故事。
记者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简称OPO）了解到，该院自年取得捐献器官移植试点资质以来，至今共协调完成例器官捐献，捐献器官个、眼角膜片、遗体3例，帮助众多患者及其家庭重获新生，其中最小的捐献者仅1岁多。
起步：广东首批6家OPO之一
众所周知，器官移植是挽救患者生命的重要方法之一。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原卫生部共同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医院（下文简称医院）在年7月申请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试点，9月成功协调首例器官捐献案例。年4月27日，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佛山工作站在该院挂牌成立，成为全省首个地级市工作站。
而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负责对其服务范围内的潜在捐献人进行相关医学评估，与捐献人或其近亲属签订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等人体器官捐献合法性文件，是捐献者、医院和移植中心之间的协调角色。年8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文要求省级卫生行*部门成立一个或多个由人体器官移植外科医师、神经内外科医师、重症医学科医师及护士等组成的OPO，9月佛山医院肝脏、肾脏移植资质获国家核定，并于10月成为广东首批6家OPO之一，负责佛山和肇庆的器官捐献工作。
捐献者：
最小1岁多最大64岁
据OPO捐献协调员梁丽姬统计，自该院年取得捐献器官移植试点资质以来，共协调完成例器官捐献（其中部分为肇庆地区提供）。例的器官捐献中器官个包括心脏20个、肝脏个、肾脏个、肺脏4个和1个胰脏，眼角膜片，另外还有遗体3例。在这例中，男性占人，女性27人。年龄方面，未成年人18人，18~35岁38人，35~55岁80人，55岁以上5人，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仅1岁多。
来自大沥的64岁老人3月31日因脑血管病症离世，这个案例是梁丽姬的同事陈志海负责的，“别的都是要医生或者协调员去沟通，但老人的家属直接就提出要捐献器官”。经了解后才知道，原来该家庭在平时就经常看电视有关器官捐献的宣传，意识比较强，“有了家属的配合就很顺利，老人捐献了1肝2肾和2个角膜，预计可以帮助5位病人。”
而从捐献者籍贯分布来看，广东和广西最多均为48人，四川和湖南分别为18和17人，其他地区为10人。捐献者的原发病以脑外伤和脑血管意外为主，比如车祸、跌伤、溺水等，而小孩案例以溺水和窒息为主。
协调：
不是劝捐献是提供选择
据介绍，器官获取有两种途径，家属主动提出和协调员发现潜在捐献者。公民生前未表达不同意，身故后由直系亲属决定。捐献者必须达到临床上的死亡标准后方可捐献。捐献者或家属要签署两次协议包括表达捐献的意愿和移植手术前的同意书，捐献才能最终生效，获取器官后医生要对遗体进行恢复。
另外，每一位捐献者的供体信息均需上传至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并按中心—区域—全国三级分配。OPO获取的器官优先在该OPO负责地使用，按照病情严重程度、年龄、等待时长等进行安排，未成年人捐献者器官优先供给未成年人使用，当地没有找到合适受体就会分配到其他OPO。
OPO协调员都需要通过国家严格的培训考核，医院目前有5位协调员。协调员平时医院医生以便能及时获得捐献信息，有潜在供体时向病人家属宣传器官捐献*策，有捐献意愿后联系手术并全程见证，术后跟踪器官去向再向捐献者家属反馈，并尽力解决困难。梁丽姬提到获得家属的信任非常重要，“我们跟家属谈捐献时不是劝捐更不是索取，而是提供一个选择，我们再帮助他们实现。”
捐献的背后是沟通重生的起点是理解
护士家属捐献“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医院护士巧云60岁的父亲因高血压入院，经过多天治疗，不幸上月27日离世，“死亡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他刚退休转眼就不在了。”在父亲的最后时刻，作为独生女的巧云主动跟市一OPO联系，希望捐献父亲的器官，也得到其他亲属的支持，“肝脏不符合，最后捐献了2个角膜，也可以帮两个病人了。”
“我很支持捐献，我在大学就填了器官捐献意愿。”做了14年护士的巧云先后在肿瘤科和肝脏科室工作，她现在每天就是要护理肝脏移植后的病人，对就在眼前的生死和患者移植后的巨大变化深有感触，“年一个28岁男病人被肝衰竭折磨得很瘦。而在他快不行时幸运等到了肝源，现在恢复得根本看不出曾经做过移植手术，前几天还来看我们。”器官捐献不仅是挽救患者，更是挽救患者背后的家庭乃至身边朋友，“医院已经做过多例肝移植，‘移友’交流活动举行了6年，对他们来说移植当天就是重生时刻”。
对于父亲，巧云很愧疚。她表示，她和父亲平时并没有太多交流，直到父亲去世她才从亲戚朋友口中了解更多。“他会和别人说我做护士怎么忙怎么帮助患者，他是以我为骄傲的，只是不跟我说。”捐献之前，巧云拿出和父亲所有的合照，把其中的故事一一讲述，“我看见他流眼泪了，我知道他是支持我的，我和我爸都觉得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协调员：越来越多的家属表示理解
在OPO里，捐献协调员是其中重要的角色，此前在该院胸外科做了接近10年护士的梁丽姬在年4月接受了新挑战。对于她而言，这并不容易，“做护士每天面对的就是医生和病人，大多不会拒绝你。而协调员要面对家属、医院的医生等不同的人，遇到的情况也很复杂。”她觉得是因为“能说”而被推荐，因为协调员就是要不停地协调。
协调员一般会在家属接受病人死亡后才提出器官捐献建议，但因为观念等原因，梁丽姬表示被拒绝是常有的事，“家属很激动，说人刚走你跟我谈这个”。另外，病人同意、家属不同意和刚开始同意、最后不同意的情况，梁丽姬都碰到过，准备好的手术室、医生都得放弃，“前几年两位70多岁老人生前就跟我们表达了希望捐赠遗体，老人身故后孩子却不同意了，我们还是尊重家属意愿。”
刚开始接触协调员时，梁丽姬先是跟着一位老师忙前忙后，接触了一些案例后她有点想放弃了。她回忆道，当时已是夜晚，她开车带着老师去佛山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和家属沟通。她提到，在聊的过程中家属一直比较犹豫，“想尽各种方法，聊到快12点还没成功，当时真的想哭了，不过，最后还是捐献成功了。”
生离死别中收获感动
虽然每次都是面对生离死别，但梁丽姬也从中获得了很多感动。年7月19日，在佛山南海工作的台湾人周医院抢救。他的父母从台湾赶到佛山后就决定要捐献器官，周仁离世后捐出肝脏、一对肾脏、一对角膜和遗体。“周仁的肾脏给了30多岁的卢先生，移植后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后来的感恩分享会上，周仁父母抱着卢先生的儿子时小孩笑了，让我非常感动。”梁丽姬表示。受此影响，梁丽姬也在年经过国家培训考核，成为第一批获得证书的专职协调员。
随着社会的进步，梁丽姬表示近几年再去谈捐献的时候，一些家属尽管拒绝但也会平静地对她表示理解并感谢。
担任协调员多年，如何排解负面情绪，对于梁丽姬也是挑战。“之前我刚生完二孩就去处理一单儿童捐献，当时的我真的很难过，手术室也十分安静”。后来孩子父母也问他们孩子的器官能不能救人，梁丽姬也释怀了，“他们只是想孩子能帮助人，这是孩子生命的另一种延续，而我只是把事情做好，也无须再纠结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