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末至今，新冠肺炎（COVID-19）依然处于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各国学者为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年2月6日，我国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医院感染科主任宁琴教授，应邀于第30届亚太肝病研究学会年会（APASL）发表题为“Immunological-RelatedMultifacetPresentationsofCOVID-19”的报告，介绍对COVID-19免疫相关临床表现的最新认识，引领我们对这一疾病有更深入的了解，为后续攻关提供参考。
《国际肝病》：COVID-19会对机体造成哪些免疫损伤？
宁琴教授：关于COVID-19的研究和信息，从我们疫情初期的总结（陈韬、吴迪、陈辉龙等，BMJ；中华医学杂志）到目前已经积累了很多。SARS-CoV-2在很多方面颠覆了我们既往对经典传染病的一些认知，包括它的致病力方面。COVID-19不仅仅是肺部的炎性损伤（新冠肺炎），实际上是一个多系统多器官都受累的病*感染性疾病，是一种免疫介导的炎性损伤性传染病。
在重症患者中，肝脏是否受累是我们肝病专家比较关心的，但从目前已发表文章看，其实COVID-19除对呼吸系统影响外，对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等多个系统和脏器，如肾脏、心肌、生殖器、眼底等，都可造成损伤。
就免疫系统本身而言，我们最早的报道（陈广、吴迪、严伟明等，JCI）观察到COVID-19对机体免疫细胞的伤害广泛，特别是在危重症患者，可以看到总T淋巴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NK细胞等在疾病早期全方位下降。此外，大量炎性细胞因子释放，例如IL-2R、IL-6、IL-10、TNF-α等水平全方位升高，部分凝血因子，例如免疫凝血D-二聚体水平明显升高，这些指标变化与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甚至死亡率密切相关。
COVID-19对免疫机体的损害是非常严重和广泛的，不仅是在疾病早期，给后期患者恢复也带来挑战。
《国际肝病》：新冠肺炎患者向重症和危重症发展的预警因素有哪些？
宁琴教授：对于重症和危重症的预警，我们有常规评估指标，首先看是否有基础疾病和年龄大小，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疾病是重症发展的高风险因素；其次，看患者起病情况，起病即是高烧是危险因素；再者，看氧饱和度，氧饱和度低及肺部损伤快速进展也是危险因素。
此外，从实验室检查看，前面提到的细胞因子，重要的是看早期动态变化（曾志林、吴迪、韩梅芳等，CriticalCare），还有T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的比值，以及CD4+和CD8+T细胞计数，高灵敏度CRP。据相关报道，男性的疾病进展比较快。反映患者凝血系统的D-二聚体升高与死亡风险增加有关。
《国际肝病》：COVID-19合并肝损伤时，应该如何进行治疗？
宁琴教授：COVID-19合并肝损伤的定义在不同研究中有所不同，普遍认为ALT或者AST升高可代表肝损伤发生，对于升高程度，部分研究定义为正常值三倍以上，也有研究认为高于正常值即可。因为定义不统一，目前国际上报道的COVID-19合并肝损伤发生率在14.8%～55%范围内波动。我们中心报道（王鸣、齐卫鹏、习东等，HepatologyInternational）有半数以上患者发生肝损伤，因大部分为重症危重症患者。
在诊断方面，COVID-19合并肝损伤不难判断，在疾病早期注意监测（马科、陈韬、郭威等，中华肝脏病杂志）。疾病进展比较快的患者，肝损伤通常在病程第二周（10～15天）开始出现。据多数研究报道，合并肝损伤与患者预后有关。
在治疗方面，最主要的还是COVID-19本身的治疗，包括氧疗、气管插管，还有各个脏器的支持治疗，需要全方位的综合治疗。绝大部分肝损伤表现为轻症，即ALT或者AST轻度升高，少部分患者有胆红素升高，极个别患者出现肝衰竭。对于肝损伤的治疗，与重肝治疗策略基本一致，即轻症基本不用特殊处理，重症进行护肝降酶治疗，肝衰竭可以考虑人工肝血液净化。
总体而言，因为没有针对SARS-CoV-2的特效抗病*药物，所以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内科的综合治疗、各脏器支持治疗。
《国际肝病》：对于合并病*性的新冠肺炎患者，临床治疗中应格外注意哪些问题？
宁琴教授：如果患者合并病*性肝炎但没有肝硬化基础，则其治疗与前述其他新冠肺炎患者一致。如果患者合并病*性肝炎且有肝硬化，则据国内外的报道，这些患者的死亡率很高。病*性肝炎相关肝硬化合并新冠肺炎患者，相比常见的肝硬化合并细菌感染，其疾病进展更快且死亡率更高。所以，如果患者合并病*性肝炎相关肝硬化这一基础疾病，则治疗时需要特别注意，应更早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