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五一”“鸟巢”滚石30年演唱会上，侯德健阔别20多年再次出现在舞台上，一度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这种机会是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全都不具备的。在今年五一鸟巢滚石30年演唱会上，侯德健阔别20多年再次出现在舞台上，一度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实际上侯德健回到大陆已经有七八年了，除了偶尔写几首广告歌曲，他一直筹备音乐现场。他计划在全国十几座城市开设连锁音乐表演现场，每天都有表演，以流行音乐为主。第一家开业的音乐现场定在了重庆。侯德健不仅因为写过一首《龙的传人》而在整个华人地区受到关注，更多是因为他在音乐之外的一些经历让他变成另一个传奇。论音乐上的才华，他在当时和罗大佑、李寿全、陈志远、梁弘志这样的音乐人不相上下，但是他并没有像这些人一样，把他全部的才华贡献在音乐上。过去，音乐只是他兴趣的一部分，他涉足电影、哲学、*治、动漫随着1989年他离开大陆，这个在两岸受到争议的人物很长一段时间在人们的视线内消失。他远赴新西兰，一待就是16年。如果从侯德健过去发表过的几十首作品来看，不难发现，他的作品更多涉猎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即使是对现实的思考，也不像罗大佑那样带着强烈的批判性；即使是情歌，他也能从婉约、伤感中抽离出来，沿着命运的脉络去分析它的可能和结果。如果侯德健能连续创作他的作品，他的成就可能会远远超过今天任何一个人。侯德健称自己是祸头子，不安分的性格让他在获得更多创作灵感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他写过一首《三十以后才明白》，在这首歌里，他总结了一个人30岁以前不明白的事情，至于40岁、50岁以后该明白什么，在这首歌里没有答案。一个人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生的命运，而侯德健注定自己这一生不太安分，已经55岁的侯德健说自己还像一个孩子一样。饺子皮和饺子馅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第一家音乐现场选在重庆？侯德健：本来没有选在重庆，选择的是广州。广州的文化厅、市文化局都很支持，但一直找不到合适场地。后来又选了成都，成都的市场是最适合的，可能不算中国最大的市场，但成都对音乐、流行、时尚消费的能力明显强过其他城市，除了北京、上海以外，成都可能排第三。再接着是西安、上海和深圳原来的顺序是这样的。但去年12月，重庆市邀请我回重庆巫山红叶节演出。因为我老家是巫山，等于是回老家演出，于是就去了。后来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听说我要做个音乐现场，就希望我能在重庆做一个。他说：务必第一个地点要放到我们重庆，而且一定要放到南岸，一定要放到南岸的南滨路。南滨路有点像上海外滩的感觉，现在已经非常热闹了。从南滨路向渝中区看，江景特别漂亮，尤其是晚上。南滨路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现在变成了晚饭一条街，吃完饭就没人了。他们希望把南滨路所谓的晚饭两小时或三小时经济圈扩大到五六个小时以上。吃完晚饭接下来应该就是比较偏文化、休闲、娱乐时尚的活动，而南滨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有规模、有影响力的类似场所。那时我才明白区委书记对这事很认真，就组成班子，扎根在重庆了。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三四年内地现场表演、各种音乐节等现场演出的市场慢慢热起来了，重庆在这方面环境怎么样呢？侯德健：相对而言，就市场来讲重庆没有成都好，但是差别不那么大。前两天刘德华在重庆开了演唱会，票房非常好。而且不单是这些大牌歌手，很多歌手在那边的票房都很好。其次重庆的票价比北京、上海稍便宜些，但也不会便宜太多，所以市场还算是成熟的。如果选全中国10个能够做音乐现场的城市，可能重庆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但它应该会在前10或前15个之内。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大城市都有计划要开像音乐现场连锁店吗？一般是接纳什么样的歌手？侯德健：是的，就像连锁店、加盟店一样。我们做的设计是这样：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四个半小时的演出，前面一个半小时是主秀，主要是由一线明星、二线明星、老歌回顾、资质很好但还没有成名的一些新歌手、原创型歌手和原生态歌手这几类歌手的演出组成。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音乐人与观众之间的桥梁工作。我们把歌手带给观众，让歌手有一个好的表演环境，让观众有一个近距离和歌手接触的环境。我们自己对音乐现场的定义是这样的：没有观众就没有音乐。没有好的观众，就没有好的音乐。和观众的距离越近，音乐家的表演就越精彩。很多大型的演唱会，包括我们在鸟巢的演唱会都是在距离很远、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做出来的，一点也不轻松。这和音乐表演的本质是不相符的。实际上我刚刚讲的三个要素所定义的音乐现场这个环境不是现在才需要的，是一直都需要。但我们的市场本身经济还不够发达，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所以还没有那么大型地、有规模有计划地去做。这件事情大概5年前我就一直在建议很多朋友去做，他们做了一些比较小型的尝试，效果还不错。两年半前我就觉得，音乐现场这个事情可以当做一个正式的、很严肃的一个事业来做。如果我们回顾整个流行音乐或者说是音乐史，其实就只有两件事情：饺子皮和饺子馅。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sososomifafafare，这是饺子馅。第一张包这个饺子馅的饺子皮是一个室内管弦乐团，有人指挥，观众大约在500人左右。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就有了钢丝录音，观众就可以不用到现场去了。后来把钢丝录音的音效升级，就有了所谓45转的单曲唱片。但单曲唱片太短了，就开始有了33转的黑胶唱片，声音就非常好了。黑胶唱片的声音很好，但设备特别不方便，于是就有了卡式录音带。录音带声音不太好，有太多杂音，于是就有了CD，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时代一直发展到MD。到这里为止，科技每次往前走一步，都是帮音乐做了收银机的工作。不管饺子皮怎么换都没关系，sososomifafafare是一个音都不改的。一直到有一张饺子皮出现的时候，这下坏了，这张饺子皮叫MP3。络上的MP3出现以后，这次的科技是将收银机给砸了，大家再也收不到钱了，尤其收不到钱的是对于版权保护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市场就彻底垮掉了。大概在十几年前我就提醒大家注意这个现象，但是它不可挡地就被彻底毁灭了。所以最后一张饺子皮就煮破了，饺子馅也露出来了。于是作为音乐人，只有在几种地方可以有合法的收入，演出是最大的一块。当然如果很红的话，他可以做代言。但如果不红的话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我想做音乐现场的原因之一。
了解到，为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北京市近日成立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由京能集团、首钢总公司、北京电控、北汽集团、城建集团等8家首都重点企业作为主要发起人，采用母子基金、一体两翼架构体系。其中，京国瑞基金为母基金，是半公益性质的*府引导基金；下设商业性的京国发基金和公益性的京国益为子基金。
中国*府于2005年5月份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是必要和及时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从严、从紧，要从长计议。考虑到中国特殊的金融改革背景(汇率改革和银行改革)，建议采取更多的针对性的措施，限制境外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而这其中的重点是抑制投机需求。
大幅缩小“举国体制”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振兴体育产业，让市场成为竞技体育兴盛的基石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以双重的巨大喜悦落下帷幕的。除了主办成功的喜悦，还有“金牌丰收”的喜悦——51块金牌的收获比上届雅典奥运会多出六成，是八年前悉尼奥运会的近两倍。于是，颇有一些人士很振奋地说，累累金牌证明体育“举国体制”非常有效，所以，中国竞技体育应当继续高举“举国体制”大旗走下去。我们对此万难苟同，并深以为在此次金牌盛宴之后，中国当告别“举国体制”，启动体育领域的全面改革。这关乎中国体育产业的成长和全民健身活动的兴盛，关系到中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中国*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全局息息相关。竞技体育领域不是孤立于当代中国变革版图的孤岛。体育改革拖不起也等不起了！没有人否认，中国人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是很荣耀、很兴奋的事情，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加中国作为体育大国乃至世界强国的自豪感，可谓意义重大。不过，金牌是有成本的。因为中国的竞技体育一直实行传统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举国体制”，所以，金牌投入主要依靠纳税人的钱，依赖国家资源。虽然官方对金牌项目所涉成本一直未予公布，媒体对单块金牌成本的估算，也曾出现从六七千万元至7亿元的不同说法，难以证实或证伪，但现代竞技体育竞争激烈，中国为实现“奥运增光项目”多年来耗资不菲，此次北京奥运会拿下51块金牌更是代价高昂，应当是不争的结论。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在赛场上、在电视机前为金牌激情难抑的普通公众，对为金牌付出如此代价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进一步说，投入与产出也并不对称。“举国体制”着眼于层层选拔、封闭培养专业运动员，在占用了大量资金后无法对大众体育形成带动力。国家培养的金牌选手们可成为各种商品的形象代理，但巨额现金收益主要属于运动员个人及其教练团队；所属机构或有机会“利益均沾”，少部分还可能会成为未来训练补充资金，但经济上回报出资人的可能性等于零。广大公众的兴奋和赞叹成了夺金的主要收益，而金牌达到一定的量则兴奋感必然降低，体现为令人遗憾的边际收益急剧下降。中国正处在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期，服务业发展和内需市场启动都在呼唤体育产业的崛起。然而，“举国体制”以垄断方式盘踞了竞技体育的主要资源，堵塞了商业体育的发达之路，体育产业的成长受到严重抑制。排球、篮球、球这些本来表演性很强的体育项目，其商业价值都未能充分开发；在“举国体制”身侧半官半商踽踽独行的足球，也只能在制度畸变中可悲地沦为谈资笑料。体育“举国体制”有如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早已弊端重重，效率低下，弃计划、选市场势在必行。是项改革之所以一拖再拖，千难万难，主要在于“金牌之忧”。因为“举国体制”一直被视为可在短期夺金的有效安排，改革“举国体制”的可能成本就是短期金牌损失。不过，感受北京奥运洗礼、手握51金之后，公众的金牌情结大规模释放，制度关注正在上升。不仅改革的成本已经下降，改革的时机也已完全成熟，改革的压力也加大了。当然，改革需要策略。国有体育格局强大固化已有经年，“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并不可行。比较理性的办法应当是首先大幅缩小“举国体制”的范围，结束竞技体育领域的国有垄断局面，同步推进商业体育、振兴体育产业，让市场机制成为竞技体育兴盛的基石。*府则主要做该做的事，把钱和力用到全民健身和大众体育的发展上；进而随着“举国体制”淡出，顺应“大部制”的*府机构改革潮流，重启十年前受阻的*府体育部门职能转型。改革的过程，应当是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其重心之一，就是冷静地看待金牌价值，让体育回归本位。我们仍然盼望中国在未来的国际比赛、尤其是在下届伦敦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仍然会为中国运动员的优异表现而欢呼。但金牌的意义大可不必夸大，更不能*治化。已经摒除了自卑感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不断增长的金牌数字来证明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则中国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携手、中国从“金牌大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就是可以期待的。
最后一场比赛，中国小将高欢对阵为亚运复出的韩国老将李炫一，结果连负两局，中国队最终以2比3丢掉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