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房价过快上涨得到遏制了吗？
据延安市*府电子*务办7月18日消息为积极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有效解决工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力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延安市人民*府出台了2015年促进工业稳增长的十条*策措施，拟重奖完成生产任务的煤炭等企业。
左靖：碧山计划 恢复当地公共文化生活
日本应该将“开放性的国家利益”作为基本，把日中关系放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大框架中考量。中国则必须阐述对世界的看法：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希望世界向何处去？想在世界上起何种作用？ 中日关系一度形成的“*冷经热”格局，随着2013年以来*治波浪的不断冲击，似有可能演变成“*冷经冷”。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130亿美元，比前一年减少5.1%，这是两国贸易额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中日经贸以及中日关系向何处去，牵动各方。 日本*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总编白石隆先生长期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在日本*经界和国际上都颇具影响力，他的著作，《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帝国及其局限——美国·东亚·日本》等在思想界影响深远。他去年11月底接受《财经》专访时表示，中日双方应放眼未来合作，中日韩自贸区一旦落实，将全面促进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各成员经济体的经济福利会大幅增加，这是亚洲经济融合的大势所趋，中日关系融冰之时亦会到来。 作为东亚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三国GDP占东亚GDP的90%，占亚洲的70%。2012年三国进出口总额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35%，已经超过欧盟，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是三国之间的贸易量只占三国对外贸易总量的不足20%，而三国之间的投资额仅占三国对外投资总量的1.3%，内部贸易依存度只有25%，远低于欧盟的63%和北美的40%。目前似乎三国各打算盘，历史障碍一时难以弥合。 白石隆表示，日本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以更宽广的视野审视日中关系，将“开放性的国家利益”作为基本，把日中关系放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大框架中考量。这是“战略互惠关系”的主旨所在。同时，“中国也必须阐述对世界的看法。中国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到底希望世界朝何种方向发展？又想在世界上起到何种作用？中国现在应该开始回答这些问题了。”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龙永图近日也呼吁尽快构建中日韩自贸区。他表示，现在值得关注的很重要的一个自贸区谈判，就是中国、日本、韩国的自贸区谈判。因为东盟国家人口比较少，只有5亿，贸易量不是很大，但是中国、日本、韩国的贸易量加起来，就占到了亚洲的80%。因此解决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谈判，是我们当前加强自贸区战略的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 在龙永图看来，法国和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能够通过战后的欧洲共同体谈判和建设，解决历史恩怨，不仅形成了经济上的伙伴，某种意义上也是*治上的盟友。德国和法国能做到的，中国和日本、韩国也应该可以做到。因此应该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在谈判中推动中日韩三国的*治和外交关系发展，克服目前面临的一些困难。 白石隆告诉，在东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今天，区内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从中长期来看，恐怕将会建立适应这一形势的合作关系。不过，历史问题正在*治层面上不断失控，历史问题引发的对立愈演愈烈。如果缺乏正确的历史认识和远见，亚洲就没有未来。 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十几幢四合院风格的别墅正在建设。2014年中国将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主席国，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将齐聚雁栖湖，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从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到环境与能源合作等广泛议题。这事关亚太地区的合作未来。而这有可能成为中日关系的转圜之机。 正视“冰封”问题 《财经》：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NPO”和《中国》共同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对中国“印象不好”，民间感情和认同感再次“全面恶化”。 白石隆：的确如此。反过来也是如此，中国对日本的印象也不好。 《财经》：调查结果显示，中日双方并没有真正了解和认识对方，彼此的国民印象有着浓重的媒体色彩。如何通过公民社会间的联系，推动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 白石隆：按照时间顺序翻阅日本舆论调查记录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叶，超过80%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是表示赞许的，但是从90年代中期到2004年、2005年出现了急剧下滑，2005年落到了谷底。2012年以来，日中国民印象再次恶化。我的理解是，如果日本人对中国人没有好印象，我确定中国人一定对日本人也没有好印象。这是不幸的。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只要*府的最高层领导人不致力于改善相互关系，想要改善双方国民的印象是非常难的。 《财经》：你认为*府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 白石隆：是的，我认为无论是中国*府还是日本*府，特别是*府最高领导人，对于引导公众有很重要的。经常被拿来说的是“公众的看法是这样，我们实在是不能做什么”，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因此，不仅领导人肩负着引导民众的，舆论也肩负着引导民众客观冷静的。 《财经》：商界人士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白石隆：当然你也了解，商人总是希望两国之间能够有更好、更稳定的关系。无论是中国商人、日本商人还是印度尼西亚商人，随便是哪国的商人，最重要的是商业不会蒙受损失，不是这样吗？“*冷经冷”的僵局已经波及到双方的经贸往来，日中两国商界都有相互合作的意愿，日中商界代表团的互访也是在试探修缮彼此的关系。 《财经》：获得利润也许是商人的追求，但正是这样的经贸往来，促进了全球经济融合和国与国关系改善。 白石隆：的确。更多商人尽管不想蒙受损失，但并不单纯看重商业利益。在他们眼中，可预期的稳定的商业环境更加重要。如果你想投资，但是若五年、十年后两国关系并不确定，你就会犹豫。 只有确定两国的关系会维系不错，宏观经济可预期的时候，你才不会害怕自己的钱被没收或是发生别的什么事情，然后才会决定投资。可预测性十分重要，但是现在可预测性正在被动摇。我不能说它完全丧失了，但是，突然之间在商界弥漫着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将钱投资在中国，五年、十年后不会出问题的自信被动摇了。 《财经》：是什么动摇了这份信心呢？日本国际收支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同比下降15.5%，同期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超过了对华直接投资额的2倍。这是否表明日本企业投资已转向？ 白石隆：日本投资中国的确呈下降趋势，在东南亚的投资反而上升了。这种现象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成本；二是*治风险。非常坦率地说，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在中国投资的*治风险。我不能说日本投资中国面临终结，但是会对在中国投资及其风险有更多考虑。我认识很多日本大企业领导人，许多人仍然认为，中国经济仍以7%的增长速度发展并且中国消费市场确实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尽管存在一些风险，仍然会选择投资中国。但是也有一些商业领袖认为在已知风险的情况下，不如到其他地方投资。这视每个商业领导人而定，但是可以确定，*治风险是这些人需要思考的因素之一。当然另一个因素，就是劳动力成本。这两个因素对于日本的投资十分重要。 《财经》：那么，如何增强日本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 白石隆：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有两点：一是，有鉴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因此，中国*府需要告诉世人，中国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对于包括亚洲在内的全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日本大多数国民认为，不希望亚洲区域发生任何剧烈的摩擦或冲突。我非常认同美国在布什时代曾呼吁中国成为“负的利益攸关方”，意在希望中国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拥护者而非破坏者。这不仅是美国的希望，也是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希望。 《财经》：你刚才说改善两国关系是双方的事，那日本应该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做些什么呢？ 白石隆：这是一个狡猾的问题。首先，我对于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的立场十分明确。日本*府认为尖阁诸岛是日本的领土；中国*府认为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府认为一直拥有对尖阁诸岛的实际控制权，并不存在国际冲突；中国*府则认为存在国际冲突。 如果中国*府认为存在国际冲突，那么，完全可以提请国际法庭，我相信日本*府也会同意这一做法。这样做，可将争议问题转化为一个法律问题。可以将问题撂在那里，如果有必要可以搁置100年。领土问题是一个零和博弈：如果你赢了，我就输了；如果我赢了，你就输了。因此，这在*治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预见这件事可能要陪伴我们超过50年的蹉跎岁月。 我想，能不能把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先放在那里“冰封”，我们最好先承认双边关系中确实有一些十分困难而且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在阻隔，并且可以将它们先搁置一边。因为日中之间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磋商合作，比如说贸易、投资、经济环境等。 其次，历史问题就更加微妙。大概20年前，日本天皇曾经访问中国，并且对日本过去在中国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深深地懊悔。村山富市首相也表达了对这段侵略战争的悔恨。因此，我相信这个理念在日本已经达成共识了。我认为安倍在他2006年上台时所持的立场是合理的，尽管他没有公开表态会不会参拜靖国神社，但事实是，他的确没有去参拜。 《财经》：你主张“冰封”问题，应该将眼光投向更长远更现实的未来。 白石隆：是的。你知道，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双方高层的*治意愿。领导人应该有这种真诚对话的意愿和远见，哪怕公众存在强烈的抵抗情绪。*治家发言越多，历史认识问题就越会趋于*治化。这些问题不应该成为阻止两国发展关系的绊脚石，并且，我们必须要有解决问题的智慧。 中国需要告诉亚洲乃至全球，想要塑造一个怎样的国家，想要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实际上，每当我看到现在的中国，我总会自然而然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的日本，那时，日本经济位居全球第二，美国等国家非常担忧正在崛起的日本会成为怎样的国家，当时在日本也常有一些人在讨论“后霸权时代”这样的话题，“后霸权时代”就是指在美国失去霸权之后的世界格局。 那段时间，我身在美国，对此感到十分不安。我能理解当时日本这种不断膨胀的渴望，渴望能够在世界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常常容易与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等混为一谈，十分坦诚地说，那时日本的言论，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是很不好的。 “*冷经冷”待解 《财经》：前不久，由178位日本重要企业高管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访华。这是中日两国之间最大的一次商业代表团访问活动。商界和民间交流也许可以融化“坚冰”？ 白石隆：他们希望能够在访问期间获得中国*府最高官员的接见，但是实际上他们没能如愿。也许，中国最高领导人感到接见这些日本企业高管十分棘手和尴尬。我从学者的角度分析，我会将它看作是中国*府对日本发出的一个信号：中国将经济事务，特别是商业事务和*治事务联系在一起，而这并不是我乐于见到的情形。如果商业合作和*治搅在一起，那么改善关系会变得更加艰难。 《财经》：中日的“*冷经热”会不会演变成“*冷经冷”？ 白石隆：一般意义上来说，我并不认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扩张有任何问题。我并没有看到日本商业在中国投资或者中国商业在日本投资有任何问题。这些年来，日中企业在全球经济链上相互依存，合作更加紧密，这是大趋势。 从日本*府的角度说，他们可能会忧虑日本经济是否过于依赖中国了。如果日本四分之一的出口面向中国，这表明日本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中获取了利益，但同时也说明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从长远来说，这种依赖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财经》：中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令日本举止更加大胆，更有攻击性，但美国认为“重返亚洲”将使亚太区域更稳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白石隆：我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策自1989年、1990年冷战结束之后并没有太大变化。你可以将美国对于中国的*策概括为“参与和谋划”的*策，与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合作。 如果中国的学者认为美国现在正在重新介入亚洲，那是因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尤其是在2001年到2008年、2009年间，美国由于打击恐怖主义而将注意力分散到了中东地区。 在1997年、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对陷入危机的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进行过过多干涉，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权倒台、马来西亚的马哈迪*权差点倾覆等事件都与美国有关联。从这点讲，亚洲人，尤其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和韩国人，也包括日本人都十分痛恨美国这种公然的干涉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东盟“10+3”从1997年开始推进的原因之一。出于对美国介入亚洲的排斥，本世纪头十年，东亚地区的合作框架层出不穷。东盟加伙伴国的系列会议也因此变得重要起来。 以上因素叠加在一起，给人一种感觉，美国似乎离开了亚洲。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他开始调整美国对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策，即“参与和谋划”，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开始“回归亚洲”，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亚洲事务。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并不认为美国从奥巴马上任后才开始重新参与亚洲事务，更不同意因为美国重返亚洲，日本表现出积极迎合的态度。日本一直秉持自己的区域战略和外交*策。尤其是从1998年至2008年，日本一直在追求自己的外交战略，是完全独立于美国的。不可否认，美国确实是日本的盟友。我们会协调我们的*策。但是说日本的*策多多少少是听命于美国，这是不可能的。 中日韩FTA待破题 《财经》：作为东亚最为重要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三国GDP占东亚GDP的90%，占亚洲的70%。2012年三国进出口总额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35%。中日韩自贸区一旦落实，各成员经济体的整体经济福利都会大幅增加。但目前似乎三国各自打着算盘，障碍一时难以弥合。 白石隆：日中韩已经启动三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日本对中国和韩国的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将近30%，因此取消关税对日本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利益。甚至有估算认为，日中韩FTA会将日本GDP提升0.3%。因此，三国就启动谈判达成一致，是非常值得欢迎的。不过，韩国的对日贸易是入超，再考虑到日韩在中国的竞争，对于韩国来说，在日中韩FTA框架下竞争，不如利用中韩FTA创造一个对韩国企业有利的竞争环境。 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不会很快签订，韩国对此并不感兴趣。韩国已经和美国还有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他们也许更高兴能够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没有签订任何自由贸易协定，而韩国却和所有贸易伙伴签订了协定，这是韩国所期望的最好局势。 从日本角度看，我们很理解韩国正在进行的博弈，日本实际上并不是很在意。对日本而言，最重视的可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因为RECP意在创建一个平台使跨国生产链能够突破国界运作得更有效率。日本商业部门在创造这个环境上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此我们真的很想看到这个协议达成并尽快实行。很难预测，也许会在2015年或者2016年看到结果吧。能将亚太区域的企业放在一个更长的产业链条上整合，这是非常有长远价值的自由贸易协定。 我个人更加关注TPP的谈判进程，还有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U)以及跨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日美欧已经开始谈判的经济合作协定(EPA)。这些都是在更加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商议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我们签订了这些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定将成为未来全球经贸秩序的基础规则。 或许RCEP是面对当下的经贸格局，而TPP、日本-欧盟自由贸易协定以及TTIP则是面向21世纪的更加广域多边的贸易规则，所以我更愿意关注TPP、EPA和TTIP。参加TPP谈判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有12个国家，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38%；参加RCEP谈判的28个国家，占世界经济的28%；参加日欧EPA谈判的34个国家占世界经济的34%。如果这些谈判全部达成协议，那么日本就与超过半数的世界主要贸易国家缔结了FTA和EPA协议，通过自由贸易可以享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利益，并且在与他国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财经》：目前在上海有4500家日资企业，有5.6万日籍人士在上海长期居住，对于已经开始的上海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尝试，你有什么看法？ 白石隆：这是一个城市层面的创举，这很有价值。十多年来，我一直主张全球化和区域化使城市间的竞争变得更加重要。日本*府也正在努力塑造东京首都圈等开放区域，使它们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在同样的意义上，如果中国*府致力于使上海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这将会非常有意义。让我们一起来比赛吧，我认为这种竞争将会使双方从对方身上学到更多，这种竞争比起在小岛问题上的争吵不休更有价值。各国都能以面向世界的开放形态获得发展，这是众之所望，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财经》：从上海向更大范围看，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否在变局之下出现新的变数？ 白石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必将面临一系列困难，这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建立东亚区域经济组织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是东亚走向繁荣、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由之路。毫无疑问，“10+3”合作机制的建立将促进东亚地区产业结构及技术转移，促进东亚经济各方面的优势整合。 毋庸讳言的是，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因历史问题和领土主权争议，一直缺乏地区认同感，导致国家间经济发展战略互信度较低，这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最大障碍。 【作者：《财经》王延春 实习 鲍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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