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o by Fe Enni on Unsplash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9年第7期父辈关系 丁 力 接到电话时，我已经睡下了。看了眼手表，快凌晨一点了。在黑暗中摸起电话，是表妹小兰打来的，我有些吃惊。我们有两三年没有见过面了吧？她在电话里沉默着，我听到她轻微的呼吸声。我直起身体问，有什么事情吗？她清了清喉咙，显得小心翼翼。临了她说，“我爸爸去世了。”我心里动了一下，想到舅舅那有些陌生的脸庞。但是我并不觉得难过：因为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跟舅舅家就断绝了来往。 挂掉电话，我躺在床上。过去的事情像潮水般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一切该从什么时候说起呢？那时候我只有八岁，是家里最小的一个。那一年人心惶惶，社会上的动荡也影响了我们的学校。我读二年级时，老师给我们读报纸和文件，讲阶级斗争。除此之外，还要参加*治学习
北京中科白癫疯班。那些大人的话，我们并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真正让我有所长进的，是学校里的一位同学。他向老师揭发了自己的爷爷。他说，他爷爷家里藏了许多国民*钞票。他这一举措，赢得了老师们的肯定。为此他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表扬。 看着这样光荣的一幕，我也想揭发我的父母。我已经察觉他们有些惶惶不可终日了。首先，我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其次我父亲的情况更为复杂。他虽然是地下*，但毕竟在国民*南京卫戍司令部任职。虽然营救过被捕人员，但也不可能没参与抓捕行动。用社会上流传的话说，父亲就是国民*的“残渣余孽”。 那时已经有人盯上了我们家。邻里间的谈话里，也时常听到关于母亲出身的议论。父亲的行径也时常被提及。虽然父亲在单位里小心谨慎，但是一举一动总逃不过别人的眼睛。看来他被戴上帽子、我们被抄家，是迟早的事。因此就在这节骨眼上，我打算向老师揭发。我准备写一封信，或者放学后到老师办公室当面说。但是想到我同学他爷爷的下场，要是我父母也被打倒了，戴上叛徒的帽子。他们将受到怎么样的侮辱？难道孩子也可以出卖父亲吗？我想到的第三条路是劝他们自首。可是当我站在他们跟前时，他们关上门留心窗外的动静，压根没把我当一回事。当我憋足一口气要说话时，他们让我到别处去玩。 就在我犹豫的时日里，大姐回来了。我们家里有七个孩子，大姐是老大，虽然是同辈，但是因为年纪悬殊，我们几乎是两代人。从我记事起，大姐一直就是家里的“客人”，很少回来。起初是在采石一中住校，后来去北京读大学，“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她刚刚上了一年大学。天知道她在北京是什么情况。 但这次回来，大姐却穿了一身崭新的*装。是正式的*装，戴领章帽徽的那种。在当时，谁都可能有问题，今天在台上作报告的领导，明天就可能被押上台做“交代”，谁也无法证明自己是绝对清白的，唯有一身戴领章帽徽的正式*装，是“革命”最明显的标志。大姐穿着*装回来，不仅证明她自己是“革命队伍”中光荣的一员，而且还可以证明我们一家人都没有问题。如果我父母*治上有问题，我大姐还能穿上*装吗？但大姐当时为什么能穿上*装，是正式入伍还是到部队实习，我不清楚，直到今天仍然不清楚。可大姐穿*装的样子，我记得非常清晰，比当今任何明星的任何名牌时装都光彩照人。 大姐一回来，不是先回家，而是立刻去我父亲单位的*代表那里报到。 父亲单位驻着两个*代表。一个周参谋，另一个是铁干事。他们是我父亲单位的实际领导，至高无上。连“造反先锋”老沈见到他们都点头哈腰。我亲眼看见铁干事和我大姐相互敬礼。铁干事有条眼疤，长相不如周参谋标致，但那天他向我大姐行*礼的姿势却非常标准，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记得铁干事帽檐叠得有棱有角，帽檐向前微微压眉，显得浓眉大眼，而我大姐则把无檐帽微微拖后，压住后脑勺，那样子比《英雄儿女》上的王芳都漂亮。 另一名*代表周参谋当时没在办公室，可能恰好出去办事或开会了。等他回来听说情况后，立刻来到我们家。他不但和我大姐握手敬礼打招呼，还向我父亲敬礼，称我父亲“首长”。这一称呼相当重要。这等于当面宣布我们家平安无事了。 大姐在家总共待了一天半，头一天下午到家，第三天一大早就走了。但是这给我们家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中间那一天，整个大院里全是我母亲一个人的声音。母亲之前不怎么说话，走路都不敢抬头看人，但那一天母亲说话特别多，而且声音洪亮，一边忙着杀鸡，一边逢人就“抱怨”我大姐，说这大丫头，这么大了都不会洗衣服，一身*装穿那么脏，我要帮她脱下来，好好洗洗熨熨平整。其实，大姐身上的*装是崭新的，干净得很，根本不用洗。 两位*代表自从认定我们是“革命家庭”，就是对我这个小毛孩也客气许多。每次周参谋见到我，总是伸出手在我头上摸一下。不要小看这“一摸”，其中透露的亲切友好和阶级认同感，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是无比珍贵的。铁干事没摸我的头，却给了我两张内部电影票，让我在那个年代有幸看了两部故事片。于是，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整个大院内，在所有的小伙伴当中，我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因为，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添油加醋地讲述《突破乌江》和《南征北战》里面的情节和细节。 我们家的紧张气氛缓和了，外婆家却是另一番景象。 外婆家在南京江心洲。母亲每次回娘家都要带着我。通常是坐船。但不是坐到下关的大码头，而是坐到上新河的小码头。我随母亲在上新河下船后，经过棉花地，翻过大埂，再乘木船摆渡过江，就到外婆家的江心洲了。 外婆是个奇特的老太太。她裹着小脚，佝偻着腰。情态总是晴雨不定。高兴时，她笑起来很慈祥。要是惹怒了，她就会露出真正地主婆的凶恶。相比之下，作为地主的外公，要普通得多。他每天端着茶壶，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看上去似一个闲人。但是外婆家的兴旺，跟外公是分不开的。 外公的发迹开始于日本投降。这段时期，外公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我母亲嫁给了在南京任职的我父亲；二是我六姨当上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前者，为外公的发迹提供了靠山；后者，为外公的发迹提供了经济。解放*过江之前，地价大跌，外公倾其所有，购置了大量土地。外公那个稍显尴尬的地主身份就是在那时候得来的。 六姨不仅生得标致，而且从小受到西式教育。国民*撤退去了台湾，六姨失*落魄地躲到了家里。这就像一枚定时炸弹埋在了我们所有人的心里。果然不出所料，往后的历次运动，六姨都要被拉出来批斗。 “文革”初期，“红卫兵”已经成了气候。他们逼迫六姨交代问题。但是六姨只是连连说“我只是播音员，不是国民*”。于是，他们斥责她“极不老实”。一片声讨中，带头的一个大声喊道：“不是国民*？能一字不差地为蒋介石做反动宣传，你还不是国民*？比国民*还国民*！” 六姨被认作“国民*余孽”，多次戴上高帽子去游街。最严重的一次，她被剪了阴阳头。她吓得整天待在家里，时刻带着一顶毛线帽。但是这些都没有击垮六姨，让她真正崩溃的是一次突发事件。 那一阶段的游行，接近尾声了。六姨被关进一处小黑屋。一群男性造反派闯进来，脱掉她的衣服，将她绑在椅子上。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上前来拔她身上的毛发，说这样可以“触及灵*”。每人只允许拔一根，因此必须仔细挑，捏准，捏住，再使劲一拔，一次拔不下来，可以重新挑一次，重新捏一次，重新拔一次，直到实实在在地拔下一根身上的毛发为止。后来我在旁人的闲言碎语里知道，这一招叫做“鹰过拔毛”。 六姨被“鹰过拔毛”的情景，我没有见到，只是听说而已。我亲眼见到的是，她在江边被打捞上来时的景象。 我跟舅舅赶到那里时，她裹在江泥里，湿透的头发里夹着数不清的水草。她身体蜷缩着，所幸的是，她的胸脯还在起伏，还算有一口气。这全是凭运气，要不是江边打渔的人早一刻钟发现了她，我们要见到六姨，估计要到江河的下游去找尸首了。 那一段时间外公和外婆几乎要崩溃了。他们是地主，已经被打倒了，再加上六姨的事情，两位老人根本无法应付。 对于外婆家的境况，我父母是知晓的。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将六姨介绍给*代表。无论是周参谋还是铁干事，只要他们中的一个跟六姨处成对象，那么，不仅六姨得救了，而且舅舅全家的处境也会大为改善。母亲甚至想好了，她自己面子小，我大姐面子大，最好由我大姐穿着*装出面，将六姨介绍出去。可是，父亲坚决反对。 “真是自作聪明！那些*代表怎会找一个地主家的子女呢？”父亲说。母亲被我父亲说害怕了，也似乎被父亲骂清醒了，急得流泪。她问父亲：那怎么办？ 父母商量的结果我不知道。因为母亲这样问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当场给出答复。不过，此后不久，我们家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一些农村人经常光顾我们家，并成为家里的常客甚至座上宾。特别是一个叫杨五洲的生产队长，隔三岔五就到我们家吃饭。不是他一个人来，就是带着一两个人来。说实话，刚开始我们没在意，次数多了，就有些反感。当我们就此向母亲抱怨的时候，母亲的回答是：“你们不懂。”这更让我们不解：父亲到底做了什么？ 父亲曾经在农村工作过，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也没有如今的马鞍山市。那时候这地方属于当涂县，但又好像归南京管，我父亲被南京市*管会派到这里管事，但不是当“市长”，而是当“乡长”，那时候这地方仅仅是一个“乡”，所以，这些到我家来的农村人，不是喊我父亲的职务，而是一直喊我父亲“乡长”。 之前，也有那边的人带着蔬菜来拜访，但通常不在我家吃饭，主要因为我母亲生硬的态度。乡下人识字不多，但也懂得人情世故，一见我母亲没有热情挽留，马上就声称有事，匆匆离去。但是现在，母亲的态度却变了，话虽然还是那个话，可意思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了。“吃了饭再走。都已经到吃饭时间了，哪能不吃饭就走。”“都这个点了，你现在走，不是骂人嘛。”如此等等，已经起身告辞的客人就不得不重新坐下。 印象最深的是生产队长杨五洲，有一次他儿子生病，一家人在我家进进出出先后折腾半个月。为了给他们腾地方，父母不得不把我和哥哥安排到单位值班室睡觉。也就是那一次，我父亲终于向对方正式提出要求：岳母年纪大了，住得远，不方便照应，能不能迁到你们生产队落户？ 杨五洲自然没话说，但举家落户是大事，不是他一个生产队长能做主的。但是队长还是给了句痛快话：“只要大队和公社同意，我这里没问题。社员的工作我来做。一家一家地做。” 我这才明白，生产队接收一户外来户，等于从大家碗里分饭吃，需要生产队全体社员一致同意才行，母亲态度微妙的转变，原来是因为这个。 公社，也就是乡这一级还好说，毕竟，我父亲是他们第一任老乡长，面子还是有的。至于大队这一级，父亲早就未雨绸缪。几个月前，大队书记找到我父亲，请求帮忙搞些废铜，我父亲问他们要废铜做什么？对方说大队要买变压器，除了钱之外，还必须要拿一定数量的铜来换。父亲问：买变压器还要拿废铜换？对方回答是的，还说，我们上哪搞那么多废铜？父亲后来也没有为他们搞废铜，但父亲有熟人，直接帮他们的生产队买了变压器。 就这样，外婆一家人终于虎口脱险。他们从南京江心洲迁到了安徽的当涂，落户在杨五洲当队长的里桥生产队。 办成这一件事，父亲动用了所有能用到的关系，算得上是伤筋动骨。母亲也为此时刻操劳着。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式落户之后，我父母仍然不敢怠慢，经常主动帮助乡里，遇到事情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 这样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生产队对外婆一大家都很不错，其中最大的“不错”是允许我舅舅到城里来做木工。其实也就是允许我舅舅“单干”。在那个天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能让一名“地主子女”出门单干，这是一种多大的照顾啊！ 这照顾背后花费父亲多大的人情和辛劳，估计只有父亲自己知道。 舅舅在城里做木工的时候，我们家是他的落脚点。舅舅以我们家为根据地，出门揽活，碰上“专*队”盘查的时候，问他是哪里的？出来干什么？只要舅舅报出我父亲单位的名称，往往就能蒙混过关。实在不好蒙混的，打电话到父亲单位来，接电话的人只要帮着说好话，不说坏话，也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为此，我父亲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单位同事的关系。对那些可能接电话的人，父亲更是经常主动靠近，家里一些土特产经常不经意间分给他们。 从南京迁到安徽之后，舅舅对待父亲，就像对待一个恩人。同时，我外婆、舅舅一家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首先，因为我父亲的关系，这里的人不总是批斗他们，用我舅舅自己的话说，就是不那么“欺负”他们了，即使上面有布置，不得不开批斗会，也大都是走过场，不会真的大打出手或侮辱人格；其次，我六姨因为再没有受过侮辱，渐渐从伤痛里走出来，没过多久，她还当上民办教师；第三，舅舅出去做木工，不仅省了家里一份口粮，而且能赚取外快。没用多久，舅舅也结了婚。结婚的那一年，就生下了小兰。一家人其乐融融。 有那几年时间，我经常去舅舅家玩。玩的时间长了，就在他们家吃饭。小兰长大一点以后，我便开始教她用纸折青蛙和宝塔。她也喜欢跟在我身后，有时去河边捉蝌蚪，有时举着竹竿打桑枣。小兰也喜欢到我家里去，妈妈会给她煮米粥吃。到了1976年的秋天，有一天快要放学了，老师在课堂上说，放学后我们一起到操场上去。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背着书包走到外面，操场上来了很多人，有学生家长，还有附近住着的人。我在人群里看到母亲牵着小兰的手。 我跟在母亲身后，看到人们站成好几排。过了一会儿，广播里有人开始播音了。听到哀乐和含混的新闻播报，我弄明白是毛主席逝世了。校长站在发言台上，要求大家默哀。我低着头，小兰不知道默哀是什么意思，只是看到别人低头，她也低头玩手指头。我抓着妈妈的手，听到身边的人嘤嘤哭着说，以后怎么办？我们以后可怎么办？我学着大人那样，闭着眼睛，但是过了一会儿注意力又涣散了，我想要动一动身子，妈妈忽然猛地握紧了我的手，我只好原地站着，看着小兰在我妈妈身边走来走去。 那次事件的第二年，广播里传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一时间，人们慢慢意识到过去绷紧的东西，正在变得松动。一个新的景象可能就此出现在眼前。不出所料，没过几年，随着沿海城市的开放，春风撬动了那片冰冻太久的湖面。舅舅的木工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他攒了一点钱，在镇上租了一间旧厂房。往后他不用早起去城里做工，只用在镇上给人打家具。晒不着太阳，也淋不着雨。他靠着自己的手艺，吸引来很多的主顾。 大概总是一个人待着，舅舅总是爱琢磨心事。想到过去受的那些委屈，他动起了回去的念头。他觉得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了，要是迁回南京老家不是更好吗？有一天傍晚，他带着新打的板凳，来找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自然为难。他哪里有这样的本事？迁移落户，难点不在迁出地，而在落户地，我父亲只是安徽小城市的一个职员，哪有这个能力？ 两人都僵持着，谈话注定要不欢而散。看到父亲并不愿帮忙，舅舅心存怨气。刚开始，还顾忌面子，没有撕破脸。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迁回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舅舅的心情越来越烦躁。起初是无意中流露一句“要不是姐夫当初……”，后来越说话越多，越说话越重。有时候喝醉了，竟当面抱怨我父亲不该把他们从江苏搞到安徽来。 此后，父亲见到舅舅，都要绕着路走。 但是细想起来，舅舅要迁回南京是有道理的。他们祖祖辈辈住在那里，而且随着大时代的变化，南京经济状况大幅度改变，一大批特区将要开发。那时候舅舅每天都在关注南京电视台的新闻。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南京都比当涂县好，江心洲更是比舅舅落户的里桥生产队好。一次停了手里的活，舅舅专门带着小兰回了一趟南京，江心洲发生的变化，让舅舅吃了一惊。他们站在老宅门口，那里已经改成一处粮油仓库。他递给看门的老头一根烟，看了看院子里还在的树和灶台。聊了几句闲话，舅舅一面摸着小兰的头，一面用袖口蹭眼睛。那次回来后，舅舅想迁回去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父亲离休之后，舅舅知道这个姐夫指望不上了。面对现实，舅舅自己跑回去活动，要求“落实*策”。可他一介农民，往哪里“落实”呢？况且根本没有这种*策。本来他是自己迁走的，现在要回去，哪项*策也符合不上。 舅舅不服，也不甘心。他从生产队跑到村里，又从村里跑到乡里。着急时竟然说出：“当年整个江心洲都是我们家的，现在连个落脚地都不能给吗？”话说到这个份上，迁回去更是不可能了，连之前同情他的人也不敢为他说话了。好在此时已经不搞阶级斗争，人家也没追究我舅舅，只把他当一个疯子对待。 舅舅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了，证明自己再也不能迁回南京后，舅舅把全部的怨恨发泄到我父亲头上。隔三岔五就到我家来，进门后也不招呼人，也不说要吃饭。就是坐在客厅里，瞪着眼睛，看着我父亲。父亲只想躲着他，便出门去。但是舅舅哪会善罢甘休，他拿出农民的执拗劲儿，也跟着父亲出了门。过了半晌，父亲回来了，满
白癜风诊疗体系身的土。母亲问怎么了，父亲说，他被盯得发毛了，就赶舅舅走。两人吵起来后，就动了手。他摔倒了。母亲帮父亲拍土，又问，那他舅舅呢？父亲推开母亲，说，你还惦记着，这忘恩负义的东西，要不是我拾了块砖，不知他要跟到什么时候。 母亲不说话了，一边是自己的弟弟，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她夹在中间什么也做不了。 这样的局面维持了三年，终于在外婆的葬礼上爆发了。外婆去世后，舅舅拒绝我家去奔丧。母亲单独跑到舅舅家，争吵了一个上午，在六姨和几个妹妹的说服下，舅舅才勉强点头。我跟父亲来到舅舅家，舅舅跪在堂屋里。轮到我们去磕头时，客人们都围到了灵堂前。这时舅舅抬起头，用哭腔说道，老太太生前，天天念叨着要回南京，往后就得了心病似的，油盐不进，本来还要多活几年，现在却早死了。他说着话，眼泪纵横。客人们都在嘀咕。父亲快速磕了头想要离开，但是舅舅仍然没有放过。他又说，要不是我们的亲姑爷，费心费力将我们从南京搞到安徽来，老太太肯定是颐养天年，哪里受这样的罪。 父亲脸都白了，母亲只是在一旁嘤嘤地哭。舅舅摇着头，哭丧着喊道：这就是丧门星哪，丧门星！ 我读高二那一年，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住院了。我连夜赶回去。进了医院，我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我问怎么了？母亲说是心脏上的疾病。她拿出右手，五指并拢着说，我们心脏是这样的，你父亲的心房在衰竭。现在是这样。她并拢的五指，缓缓分散开。我眼泪流出来，我看到父亲在病床上唉声叹气，不知道这是否跟舅舅那件事有关联。 没过多久，父亲就离世了。母亲嘱咐我不要过度悲伤，葬礼的事还要我们母子俩主持。想到葬礼，我们都想到了同一个人。 父亲的葬礼上，舅舅也来了。这个不受欢迎的人，我们都处处提防着。好在各式送葬的仪式上，他都老老实实，没有说一句不敬的话。我们也放下了警惕。到了安排酒饭时，我让舅舅跟我妈妈坐在一起。上了几盘凉菜，舅舅说，他想喝点酒。母亲劝阻他，算了，下午还有事呢。舅舅说，不管怎么样，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这么一说，母亲也不好劝。我拿了两瓶酒上桌。 舅舅不管别人，自斟自饮。他很少吃菜，只是不停地往小酒杯里倒酒。喝了小半瓶，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用筷子敲响碗边。梆梆、梆梆梆。客人们都看过来，舅舅猛地喝尽杯中酒，他清了清嗓子，小声说，你们不知道吧……酒桌上的吵闹声盖住了他的声音。其中一个后生大声喊：你要说什么呀，大声一点。 舅舅咳嗽一声，举起筷子朝灵堂里指着说，你们不知道吧，这屋里躺着的，是国民*的特务。是国民*撤退时，潜伏下来的特务！ 我眼前一片空白，耳朵里灌满了吵嚷的噪音。“文革”里的记忆突然扑倒了我。我猛地想起六姨当年的遭遇。按照舅舅煞有其事的说法，父亲是“潜伏特务”。如果舅舅说的是真的，那么父亲不是“死有余辜”？那么，刚刚我们追悼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母亲已经冲向前去。她对着舅舅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响亮的耳光。这个耳光的力量，仿佛从“文革”时期一直攒到了现在。由于用力过猛，母亲趔趄地摔倒了。我扶起她时，她浑身哆嗦，脖颈上出了微汗。毕竟，她一个地主子女，经历过那么多场运动，每次都如履薄冰。母亲几乎神经质了。“阶级斗争”这根弦在时刻绷紧着，一刻不能松懈。所以，猛一听到舅舅的那句话，母亲本能里的冲动，远远盖过了她的理智和情感。 这一巴掌，把舅舅打哑巴了。从此之后，舅舅变得沉默寡言。他不再愿意跟人说话。他知道，我母亲到死都不会原谅他。不管他喝了多少酒，都不应该说出那样的话。那是一句丧失人性的话。 艰难的时候过去了，日子又恢复了平常。有一天我也有点想通了，想为舅舅开脱。我跟母亲说，那时候舅舅肯定是喝多了，胡乱说的话。 谁知，母亲居然露出嘲笑的神情。她摇摇头，瞥了我一眼。我一下子想到，小时候起夜看到过父亲正背着一卷包裹出门，但是这个瞬间一闪而过，我什么也没能捕捉到。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但是这样的事情早就成了历史中的一页，在经济浪潮到来前，被草草翻了过去。又过了五年，我读了三年大学，到了分配工作的时候。这时传来表妹小兰要结婚的消息。我在电话里问母亲，男方是谁？母亲说，听说不是本地的。那是哪里的？我问。想到小兰没有读完初中就辍学了，回家后就去售货店上班，接触外地人的机会应该不多的。母亲说，说是南京的。我抽了一口冷气，说，江心洲的？母亲嗯了一声，又说，听说是店里认识的。想到小兰秀气的面容，这是巧合？还是小兰专门挑了有南京户口的男友？是舅舅影响了她？我想不清楚。 事实在小兰婚后的第二年被证实了。小兰出嫁后，舅舅只能独自生活，感冒发烧了也没有人照顾。有一回，他冒着伤风，晚上去帮人家修屋顶，一不走神摔了下来，幸好跌在了木材堆上，否则命都不保。小兰也专程回来一趟，她主动提出要接舅舅去南京养老。原来她一开始就想好了。舅舅为这件事纠缠了大半生，能回到家乡养老，大概也能顺应他的心事。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在电话里对母亲说，不是很好吗？完成了舅舅的心愿。但是母亲说，舅舅当场就拒绝了。他扶着病床，大声说，他是要落户回到南京，而不是去女婿家吃闲饭。往后小兰一提起这件事，舅舅就变了脸色。母亲说，舅舅真是倔强倔到了骨头里。 那次事故后，木工活自然不能再做了，舅舅在家里只能偶尔下下床。小兰又嫁得远，只好将他安排到老人院里。母亲说，有一回她去老人院看舅舅，他皮肤黝黑，只剩皮包着干瘦的骨头。 深夜小兰在电话里说，她接到老人院的通知。舅舅在去卫生间的途中过世了。他本来扶着墙壁小心走着，结果被床脚绊倒了，他再也起不来。护理员告诉她，舅舅走的时候大概在晚上十点。他躺在床上，手里还握着一卷卫生纸。小兰说这些时，发出小声的抽泣。跟着小兰提高了音量说，我爸爸是有些固执，但是你们就不能原谅他吗？我知道她指的是对待我父亲的事。 想到父亲受的屈辱，我感到一阵愤怒。我沉默着挂了电话。但是转念一想，舅舅是一个老派的人。他是过去时代里的人，我们又怎么能用现在的观点去评价他呢？他种种看似伤害别人的做法，不过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谁能随便否定一个想要回家的人呢？ 我一下子有些怀念起舅舅来。我从枕头里摸出手机，又给小兰打过去，我想说点什么，聊一聊过去的事情也好。但是那边传来的，只是一阵忙音。 莫言：一斗阁笔记（2019.1） 一斗阁笔记（二）（2019.3） 陈村：我的母亲（2019.2） 吕新：正月二十的一次午宴（2019.2） 糖匪：瘾（2019.4） 张惠雯：双份儿（2019.5） 陈应松：恶狗村访友（2019.6）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购买当期《上海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