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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教育不能改变阶层,还要做教育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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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1903 篇文章  题图:实务学堂的学生和老师。  作者:欧阳艳琴,曾经的留守儿童,曾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2019年创办流动儿童教育公益机构“科蚪”,2019年创办“实务学堂”,2019届银杏伙伴。  写在前面:  这篇文章我写得很痛苦。很像我做调查记者时,站在事件的“迷雾”之外,采访无法突破。  四年前,我辞去记者转身教育公益,一年半前,我和伙伴们创办了“实务学堂”。  如果我们的故事,是让成千上万的贫困儿童重返校园,或是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这篇文章,应该就不会这么难写。  但这不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我们和十多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努力成为“珍贵的普通人”的故事。从普通到普通,故事里没有点石成金的魔术。  这故事还怎么讲下去呢?  高考结束,农村老家的小表妹告诉我,她所在的高中、也就是我的母校,没有一个考过二本线的。  我想起十四年前,自己踩着线被重点大学录取,成为我们大家族 — 包括我父系和母系亲属里,第一个重点大学生。爸妈不顾我反对摆了酒席,姨娘们差点去县电视台点歌贺喜。  十四年过去了,我们家族依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骗人吗然没有第二个重点大学生。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里,考上本科学校的,也都屈指可数。对农村学生来说,高考选拔就像门缝里抽稻穗,我可能就是仅存的那几粒没有被挤掉的稻谷之一。  很久之后,我看到北京大学宋映泉等人的数据,他们追踪的 1866 名打工子弟(这是一部分跟父母从农村到北京的孩子),不到 1% 考上重点大学。有 60% 的人,没有读过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相当大的比例,初中学业也没有完成。  REAP 乡村教育行动项目的统计,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63% 从来没有迈进过高中的门,更不要说大学。  有近千万的 16-18 岁的孩子,已经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构成农民工群体的 3%。这个数字,来自于国统局。  包括我们家族在内,农村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没能通过教育改变阶层。  2019 年,我们创办实务学堂的时候,我们希望,那 60% 原本不计划继续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孩子,在成年之前,还能以其他方式继续学习,有更好的身心及技能准备,应对社会生存挑战,成为珍贵的普通人。  ▲ 2019 年初,实务学堂年会。  我的“至暗时刻”  今年 5 月,我遇到创办实务学堂以来的“至暗时刻”。  Java 编程的作业,布置了三周,很多学生没完成。  魏林,Java 编程的老师,曾经的程序员,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硕士,试图和学生们找出作业没有完成的原因。他希望学生们能做一个计划,接下来的一周,花多长时间学习,并记录自己的实际投入和产出。有的学生计划了 7 个小时,有的是 5 个,更多的不到 3 小时。  我是这门课程的“陪读生”。我知道学生们出现了困难,正因为如此,“五一”假期,我曾经动员同学们能在一起学习讨论,解决这一难题,但除了一个已经学懂了的学生,没人响应我。  “这样的时间投入是可以接受的吗?”我问魏林。  “当然是不可接受的。”魏林说。  在微信群里,另一位老师陈一帅,也向我倒苦水。他在北京交通大学做硕导‍‍、副教授,志愿做实务学堂的编程老师。他计划 1800 小时,学生可以学会 Web 前端编程,去做工程师。可是现在,学习进度缓慢。他教学生们学习管理时间,每天作业打卡,写计划、做总结,但大部分学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一些学生‍‍沉迷手机,从晚上‍‍九点玩到凌晨一点。我们希望和学生们达成约定,晚上就寝时上交手机。生活老师这时向我反馈,还有几个同学不愿意。  为什么我的学生们不能放弃玩游戏、刷视频,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  学生是这么说的:“‍我已经非常努力在学习。‍‍以前‍‍我百分百的时间都是玩,现在我至少有 2/3 的时间在学习。‍‍白天上课的时候我都在认真努力,晚上就是休息的。只有学习,那不是成书呆子了?作业做不出来不能怪我,我本来就比别人笨。‍‍”  从学堂到家一个多小时,沮丧的情绪将我团团包围。回到家,我一会儿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哀嚎,一会儿怒吼,半夜,自己一个人在小区跑了 5 公里。  “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教育这群学生?”我不停地问自己。  ▲ 陈一帅老师在上Web编程课。  你能接受学生不优秀吗?  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有的跟着父母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基本上都有过留守或流动的经历。  对学生,志愿者老师们投入了很多精力和热情,还有爱与期待,巴不得学生付出 120% 的努力,锻炼自己的能力,获得好的工作,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个学堂做得很不容易。  因为租金的压力,学堂今年春天从北五环外搬到了六环外,距离五环也要三四十公里,每个志愿者老师来学校都要换乘多种交通工具,来回至少三四个小时。  运营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学堂日常的设备、器材,一桌一椅,都来自热心人的捐赠。  “孩子们都进步了。每个人开花结果的时间不一样,有一些,要到三四十岁才开花呢,但这一段学习经历对他们依然是重要的,是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在回家的路上,心理老师邓泊跟我说。  早在学堂创办前,邓老师就认识了我们的一部分学生。每学期第一天,她都给学生做团建、做测评,每周或隔周给学生上心理课,家访、给家长和老师做讲座。她了解所有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也了解常和学生在一起的老师们。  我向她承认,我是因为害怕辜负别人的期待而焦虑、生气。我害怕有些学生不努力、没出息,就像有些家长害怕孩子不争气。所有人都想看到励志故事啊,就像,好几个人曾给我转过这个故事:“用了 10 年,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做到纽约高薪程序员”。  但是,我能接受我的学生以后只是做流水线打工仔、餐厅服务员吗?  这个学堂的使命和愿景说,“培养珍贵的普通人”,如果,我们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做装修、超市促销、外卖、保姆,没有实现阶层跃迁,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吗?  ▲ 每学期第一天,邓泊老师都给学生做团建、做测评,每周或隔周给学生上心理课。  我也曾滑向谷底  我想起了自己上中学的经历。  从初三到高二,和实务学堂学生大体同龄,感觉到自己朝着“谷底”一点点滑去。  我在一所四处是危楼的普通高中读书,是典型的“差生”,数学考 3 分,化学也考 3 分。我现在还记得,化学老师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投给我的白眼,数学教研组长对我说:“我认为你是不会读书的。”  如果追根溯源,我早在小学就已经低于正常学业水平。  读三年级的时候,我还没有搞清楚“米”和“厘米”的区别,因为那时农村的生活没人用“厘米”这个度量单位。  五年级,新来的年轻代课老师让我为自己的迟到写检讨书,可是,“迟到”的 dao 字怎么写,“检讨”又是哪两个字,我都不知道,因此,整整一节课也没有交上我的检讨书。  四年级,我有机会知道我们全班同学的学业水平。那次,我们参加乡联校统考,全班没有一个人及格。用现在的话说,我们全部的学业水平,都低于标准。  我们的化学启蒙老师、初三班主任,是刚从村小二年级调来的。每堂课,他都站在讲台上,带着我们抑扬顿挫地读课本。我现在都记得他脑袋一上一下、劲板板地喊“跟我读”的声音。  实务学堂的学生,虽然出生比我晚十几年,但受教育背景竟大体类似:来自农民(工)家庭,父母大多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在乡村中小学或城市打工子弟学校读书,是基础教育资源匮乏的人群。  中科白癜风公益活动2019 年,我在一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毕业班做过半年班主任。班上学生,如果不抄袭,没有一个可以全科及格。心理测评,大部分孩子都有焦虑、自责等情绪。  一群来自湖南乡村的中小学校长老师,今年 5 月跟我分享了他们对于教育的困惑:那么多的留守儿童,校园霸凌、家庭暴力、沉迷手机、家庭监管失效、学习积极性不高、厌学辍学……怎么办呢?  这些校长和老师,在中国乡村教学二三十年,可能并没有看到乡村教育有多大进步,相反,还看到一系列新问题。  ▲ 实务学堂的学生,虽然出生比我晚十几年,但受教育背景大体相似,依然是基础教育资源匮乏的人群。  “摇摇晃晃的年纪”  高三第一个月结束,我突然成了全校的名人,原因是月考全年级第一。  这事对我来说,似乎不太意外,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有爆发力,像一个充满气的皮球,经常劲鼓鼓的,感觉随时都会给世界吓一跳。  这件事也足以说明,我们学校的整体水平是很差的,一个人努力一个月,居然就可以超越所有人。  我后来经常想,我的爆发力是怎么来的。有可能,主要是,我从来也没有彻底觉得自己不行。我投入了很多热情,办刊物、做板报、给广播站写稿,是高中文学社的社长。整个青春期,写作是我与世界、与自己对话的最好方式,我从中获得了很多慰藉。我参加球类俱乐部和运动会,摆脱了病怏怏的状态,身体也长了 20 公分,最不可思议的一项运动会成绩,是临时替人扔铅球,居然得了全校第三名 — 那时候,我还是班上最矮最小的人。  老师也没有完全放弃我。有老师给我预言,说,你以后可能会成为记者、作家或者社会活动家哦。我后来的确成为了调查记者,现在是社会创业者,这是我自己在高中时也没有想到的。  找到喜欢的事情并且投入全部热情去做,与世界保持良好的关系,能得到他人的关心、鼓励和期待,对于15-18岁的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事。  有一次,我和邓泊老师说起一个学生“不靠谱”,她分析说,这就是一个乖孩子必须经过的“摇摇晃晃的时期”,摇摇晃晃一段时间,就回来了。  可能,那时的我,也是这样的。只是,我比较幸运,摇摇晃晃几年后,又回到了正轨。而且,在此之前,那时的老师,没有把我赶出校门。  我们现在见到的学生,有的打过架,有的打过工,摇摇晃晃,又来学习了,想学点知识、技能,改变自己。有让人头疼的时候,但毕竟,正在摇晃着,努力回到正轨上来了。  有人在攀登悬崖,有人在寻找家园  实务学堂的学生现在不多,有十七个。他们的个性和爱好截然不同,各自的经历不同,来到学堂后的状态也不同。  有的孩子在这里攀登悬崖,有的孩子在这里寻找家园,有的孩子在这里像是读大学。  那个“不想成为书呆子”的孩子,在学堂微信公号编辑部做编辑,参与项目小组,想帮学堂招生,在师生反串活动中,他教老师弹吉他。来学堂两个月,他说自己努力了三分之二,后面再继续努力。  有一个孩子,从小缺少父母的陪伴,曾经差点被抛弃。他在初中和小学打过群架,初中就辍学了。在外面“游荡”了一年多,是一个中医理疗店老板推荐到学堂的。在学堂,他喜欢上了篮球,四点半就起床打篮球。有一次他写到,“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抛弃了我,篮球不会抛弃我。”  他在灯工玻璃创作课上担任助教,很多同学觉得拉丝工艺很难,做到一半就放弃,他却说:“作为助教,新一代‘拉丝大王’,我是不会放弃的。”  有一个孩子,曾经打架惊动了警察,在学堂学编程、学设计,帮学堂搬家、做海报。在学堂的年会上演讲,主题是,“自己进步了,很开心!!!”  有个从职高转来的孩子,他说自己来到实务学堂,像是悬崖边突然发现了一个木桩:每个老师都很上进,同学们可以合作完成一些事情。  ▲ 学生在做灯工玻璃艺术创作。  我曾问过学生,实务学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一个孩子回答我:“学堂就像是第二个家,因为第一个家已经没了。”他还说,学堂像是一所大学。有图书,课还是选修的。  他从普通高中转来,四月份,组织同学参观大学和企业。那时,他没有用过邮箱,没和企业打过交道,不知道怎么向企业表达参观的请求。所有同学七嘴八舌,帮助他完成了一封邮件,最后,获得了企业的参访同意。  在学堂,学生开始在互联网上学习,而不仅是娱乐。我们把大部分课时变成了“自习”,学生自己在线看视频、做练习。  这样一来,老师的角色变了,陈一帅,大学硕导,发现自己不太需要讲课,他给大家推荐了 Free Code Camp,学生可以在线完成 Web 前端编程入门。“陪读”的老师和学生助教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他们需要了解学习困难,给老师反馈,帮助迭代课程。自习和协作也非常重要,不同进度、层次的学生自发地组成的小组,可以边学边讨论。  ▲ 好的学堂,像家一样,有充分的爱、支持、信任和希望。  珍贵的普通人  学堂一学期开了十多门课,包括篮球、阅读、心理、人文、数学、科学、专业技能课等,没有必修,都是选修的。  这是这学期做出的调整。在此前两学期,我们一直保留了一些必修课。  让学生做自己想做的,投入精力,获得提高,然后,树立信心。有了信心,才能对于热爱的事情更加勇往直前,才会尝试其他之前不敢尝试的挑战。而现在没修的课,以后想学的时候,会自学,总是能学的。  学堂的微信公号一直由学生打理。尽管公号相当于对外“窗口”,但我并不介意它会被学生“打扮”成什么样。不管是“流水账”,还是精彩文章,在我看来,它的价值都一样:提供给学生练习,让学生展示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不少家长说,他们希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就是为了以后“不吃苦”。  在实务学堂,我们不培养孩子“不吃苦”的能力,而是希望他们有困难就努力解决、有梦想就努力实现。  在实务学堂,学生不仅学会知识,学会学习,还要学会谋生,learn to earn。我们提供专业技能课,所有人‍‍都选了,其中绝大部分人选了职业素养,他们觉得,这是未来生存的技能。  今年初,我们安排了一次年会,让学生们有机会站在很多人面前,被人看到,被人听见。  有个学生,在年会的彩排上,演讲的声音小到让人听不见。我对她说:“别在意讲得怎么样,先发出声音,让别人听见你。大声点,再大声一点。”  5 月份,我们去企业参访,有向企业介绍学堂的环节。这历来是我的事,这次,我准备让她来完成。  在几百人的会议上,她完成了这次演讲。  “我介绍自己,介绍了来自不同城市的同学,介绍了我们的编程老师和 Java 课,介绍了这次的参访活动也有我们同学的参与。总之,多元化的同学+给予支持的老师+个性化的课程构成了一个有爱的学堂。”  ▲ 我们希望学生有机会站在很多人面前,被看到,被听见。  教育改变了什么?  2019 年,我从财新传媒调查记者岗位离职,创办了公益机构“科蚪”,开始为打工子弟提供教育,2019 年转型,为 15~18 岁的农民工子女提供职业教育。  离职前,我在老板胡舒立的办公室,试图回答她,我为什么要离职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根本就不是理性决策的事。  我自己就是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只要回到我的家庭,回到有关我们家庭的议题,就必然会触及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是中国儿童的 1/3,他们有些人在乡村留守,有些人随迁到城市成为流动儿童。他们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10 多年前、20 多年前,甚至更早之前,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农民工,或者是在以代工为特色的制造业工厂,或者是道路桥梁和房地产的建筑工地,或者是每个城市各个角落里服务居民吃喝拉撒的人。  他们以庞大的数量和勤恳的工作,以及低廉的工资、福利,支撑了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发展。  而现在呢?农民工的下一代、两代人,又将构成未来劳动力的 1/3。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时代在变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将催生一些行业,淘汰一些岗位,但他们自身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并没有太大变化。  我常常在想,教育似乎改变了我的命运。  教育给了我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抓住一切机会,去练习如何成为一个记者。  我认识了一些不同的人,得以窥见一些我从没见过的精神世界。  我有机会在书籍中搜索我想了解的东西。读到陈志武《金融的逻辑》时,正好大学毕业,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们不应该只找亲戚(包括自己的父母)借钱。我工作还不到半年,找我借钱的老家的亲戚朋友,已经在我爸妈那里排上了队。这本书,就像是专门来替我解惑的。  教育对我的改变,没有太多地体现在物质层面。教育对我最大的改变是观念,重构了我的自我身份。比如,我开始自觉地反思我生活的背景里,那些约束女性的话语和行为。  我因此常常感到自足、幸福。  当我们创办实务学堂时,我们曾反复讨论:我们能接受我的学生以后只是做打工仔、服务员吗?  答案是,接受。但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成为幸福的、有尊严的打工仔、服务员。  说到这里,我总是会想起几件小事。  有一年,我受邀去美国访问,走了几个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两个老太太。第一个,是纽约街头过马路的老太太,她既没有左顾,也没有右盼,而是平静地走过了马路,身边的车辆都没有惊扰她。  还有一个老太太,是我在另一个城市的博物馆里遇到的志愿者,她当时非常热情地给我介绍各种展品,我称赞她的工作非常重要,她特别珍贵。她回答我说,当然,我当然是重要的、珍贵的,从来都是这样。  我想起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有一个奶奶,当时年纪也是很大了,有一次在镇里赶集,走在马路边上,后面传来很大的汽车喇叭声,她当时吓得慌了神,直接跌落到旁边的沟里,最后在床上躺了很久。  这些事情令我印象深刻。我憧憬一个好的社会,普普通通的人都可以不受惊吓地活着,每个普通的人都觉得自己独特而珍贵。  在无数个“至暗”的时刻,正是这样一个“好的社会”的图景,照亮着我、鼓励着我。  ▲ 学生策划的“师生反串”活动中,老师当了一天学生。这是在上体育课。  后记  这就是实务学堂的故事,没有跌宕的剧情,也没有震惊的数据,我们改变了世界的什么吗?似乎,暂时也没有。  但我们用力保守人的珍贵,用力耕耘好的社会,即使我们的教育无法让人实现阶层跃迁,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不是白费。  如果你认同实务学堂的价值和理念,欢迎向我们推荐学生。  实务学堂秋季学期正在招生,面向全国,招收 15 个 15-18 岁的孩子。  老家的亲友,单位或小区的保安大叔,外卖大哥、装修或货运师傅、超市促销大姐、保洁保姆……他们可能正好为孩子的成长犯愁,请向他们推荐“实务学堂”,共同为好的社会培养珍贵的普通人。  更多招生详情,欢迎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了解。  -  END  -  推荐阅读  你读到的只是冰山一角,看经典热文,点击菜单。  点击“阅读原文”,即可更多了解实务学堂。  有感悟想和大家分享,  请给邮箱  投稿吧。  欢迎转发分享;对话框输入“转载”即可了解授权详情;未经授权,不得用于微信外的平台。  喜欢?点“在看”分享出去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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